黄怒波：“新的崛起”与价值重构——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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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 xinzhuangketang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任何时候的结构变迁，社会经济体制的变迁，社会分配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控制结构的变迁，都会导致社会文化的变形和失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变迁的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在这个时候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具有新启蒙的色彩。有几点我想讲一下。
01
从诗歌史上来说，首先就是极端意识形态审美被现代性审美批判所冲击了，撬开了一个缝。中国当代诗歌从朦胧诗开始转向修辞的解放，催生了新的文本范式，其中的重要精神内涵是文本的主体性回归。诗人们集体走向了对生命的终极发问，思索个人的命运与现代主义产生的契合。在与虚无主义的纠缠中，象征、隐喻被召唤出来，表达了对荒诞、痛苦、绝望的人性思考。既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再回归搭建了平台，也开始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相悖的审美言语方式。按照陈晓明老师的判断，“白洋淀派”演变成为“今天派”，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02
谢冕先生是引领这场革命的旗手。他胸怀天下情怀的悲愤，疾呼：“坚决扬弃那些将死凝固的诗歌形式，向世界打开大门，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帮助新诗成长。这是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种气氛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所以，在1980年5月7日，谢冕先生发出了号召：“接受挑战吧，新诗。”在这个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当代诗歌的进化开始了，演变成了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事件，进入了公众视野。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相呼应，从审美解放的角度，共同建构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进步。
03
“新的崛起”是一次中国当代诗歌的立法行动，标志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审美自律性的形成。它与五四时期新诗的发生一样，都是以“他者”的身份面向当时的西方，在寻找“自我”的认同。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人类学是通过时间建构“他者”。这个“他者”作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学的客体建构，被定义为野蛮人、原始人以及异文化。
1873年6月29日，俄、美、英、法、荷等国家的使节在紫光阁觐见清同治皇帝，未行跪礼，总共约半个小时。有必要一提的是，日本使臣只行了三揖之礼，其他使节则行鞠躬之礼。这标志是什么？标志着他认为你是野蛮人，标志着天朝的崩溃。随后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国被打败以后，当时年过八旬的日本文豪福泽谕吉老泪纵横。他在报纸上撰文支持日军扩大战争要攻占北京，认为这日中之战是文明对野蛮之战，是进步对落后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他以西方人类学的观点，把中华民族放在了原始人、野蛮人的位置上。他认为他要改造这个“野蛮民族”。 这样的情况刺激了中国社会，就出现了整个的复兴的需求。从诗歌史上，这是梁启超判定的“过渡时代，必有革命。” 按照王光明老师的观点，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口号可以说是晚清文学变革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他所提出的诗歌革命纲领和目标，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成就与局限的源头。所以，新诗发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在这样背景下我们就可以判定：中国新诗的发生，实际上是我们作为一个被建构的“他者”，来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这体现了民族在重大的社会变迁中，从“自我”向“他者”的融入和身份转变的历史事件。到了80年代，启蒙运动或者朦胧诗回归，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从一个落后的、退步的民族去寻找“他者”的身份的改变的一次启蒙运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特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是它的追求，是新诗审美自律性生成的一个路径。 如今，诗界革命完成了新诗一百年的纪念。但是， “新的崛起”宣告四十二年后，我们的新诗崛起了吗？似乎又陷入了无所希望之中。经济的强大，国力的提升，已经让我们从“自我”与“他者”的转换身份变成了同一性了。或者说，在全球化的规则中，新诗诞生时的“自我”与“他者”已经走向了融合和同质化之路。“如今去一万里也不算远游，在天涯海角宿醉也不叫浪子。”在这样的人类学前提下，我们似乎又不得不再请谢冕先生振臂高呼：“接受挑战吧，新诗。” 为什么？孙绍振先生当年在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之后，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段话是他在十五年前说的。他说，当前出现了一批新诗人，他们的才华和才智才开出了有限的花朵，远远还不足以充分估计他们的未来的发展。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前辈好像有点艺术上的停滞，正遭到他们的冲击。如果前辈没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很可能丧失其全部权威性，这就是孙绍振先生在“新的美学原则”的口号提出来以后，他背书的一个美学思想：同谢冕先生一样，我们必须要进步，要接受挑战。 但是，仅仅时隔三十年，上世界八九十年代的林莽老师这一批诗界上新诗人也正面临着丧失其全部权威性的一个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人的精神物质化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到来了。这是一个无可阻挡的新的美学原则，是对谢冕先生的“新的崛起”的一种颠覆。 2003年第6期的《文艺争鸣》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显眼的位置发表了总计九篇的一组文章，集中阐述了一个核心主张。他们说审美生活日常化的提出是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伦理。在这一美学革命中，文化产业将取代文化事业，传媒人、广告人、投资人、经纪人将取代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成为新型知识分子，成为我们时代生活的设计人与领路人。技术前所未有的在人的日常审美领域获得了自己的美学话语权。 鲁枢元先生对这个论断有所批判，但是他一个新的说法更引起我们的警惕：在谢冕先生的“新的崛起”提出二十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个美学原则的崛起，是非常大的事态。在这样的原则下，中国当代诗学真正面临着以一个时代做坟墓的危险。 在这样的氛围内，中国的当代诗歌终于能看懂了，满足了谢冕先生对他们的回答。人人都看得懂，被普及化了。为什么？因为它成了工艺品，文化产品和日常生活消费品。一句话，它不再传达对生存的隐喻的功能，它就是一堆废话。就此，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头看看英年早逝的陈超老师，他是怎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做批评。陈超老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评价：“如果按‘泛诗歌’的低水平来考察中国诗坛，美诗、好诗或许并不太匮乏。我们在众多诗歌网站、刊物和选本中，会看到如此众多的‘诗’在优雅地展示自己。它们从情调到技艺上都没有大毛病，美、和谐，一些类聚化的哲理，一点小而巧的感悟、矫情，感伤，自我欣赏，自我戏剧化的抒情，一缕轻烟似的自我优越感，还有的是矫揉造作地表演‘零度’废话，或完全抡哪是哪的‘奇境’能指乱窜，如此等等，就是它们的基本范式，几乎要与‘泛诗歌’搅在一锅粥里。这些诗或许也有其审美‘价值’，但是它们是缺乏活力的、失效的，所有‘好’的诗都浸在温吞吞的泛诗歌审美氛围里，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它们对当下生存、生命、语言几乎是很少触及。”陈超老师对当下的诗歌的判断在现在依然是有效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有一个结论：在谢冕先生的“新的崛起”的呼吁提出四十年后，中国当代诗歌所走的路不是坦荡的，是可疑的。是不是可以想象，又回到了审美功能丧失的诗的暗夜？ 但是，这一次，不是因为我们的诗和世界隔绝了，而是因为我们的诗与世界大同了。 最后一句就是得罪谢冕先生的话，我们不看一百年，我们看四十年，谢冕先生当初的美好的指望变成了一种乌托邦的建构。但反过来说，过五十年我们再看，也许恰恰有谢冕先生对新诗的自律性的这种召唤，这种乌托邦的寓言，终会变成中华民族和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资产。谢冕教授与参会弟子合影
本文为黄怒波在2022年11月6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谢冕学术思想暨中国新诗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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